马萧林委员在北京通过视频与本报记者连线。受访者供图

　　顾万发代表在北京通过视频与本报记者连线。本报记者董亮摄

　　本报记者温小娟与嘉宾靳松安(左)一同视频连线在京的代表委员。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许 俊文 摄

　　新景网讯 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经历了怎样的起承转合?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是怎样的演进路径?今年的全国两会，“中华文明探源”是考古文博界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3月7日，记者“云端”连线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全国人大代表、郑州市文物局局长顾万发，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靳松安，共话中华文明探源中的河南担当、河南贡献，并从不同角度探讨应从哪些方面着力持续推进中华文明探源研究。

　　科技考古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栾川孙家洞、许昌灵井、新密李家沟、新郑裴李岗、渑池仰韶村、巩义双槐树、偃师二里头、安阳殷墟……几代河南考古工作者踔厉奋进，用手铲实证着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中华文明探源中展现着河南担当。

　　“河南考古成就令人瞩目，离不开科技考古的助力以及多学科深度融合的研究实力。”马萧林说，考古学研究的目的是揭示古代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支撑考古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是古代社会遗留下来的遗迹和遗物，要想复原当时的社会形态离不开动物考古、植物考古、人骨考古、环境考古、稳定同位素等相关科技考古研究的联合攻关。

　　以灵宝西坡仰韶文化中期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为例，马萧林深入阐释了科技考古的重要性。他说，通过对出土动物骨骼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家猪显然是西坡遗址的主要动物。虽然遗址也发现有鹿、狗、竹鼠等其他动物骨骼，但数量很少，说明在西坡居民的肉食消费中，这些动物无关紧要。值得关注的是，在仰韶文化早期，野生动物特别是鹿科动物是黄河中游地区人们的主要肉食来源，但这次研究结果却显示鹿在西坡先民的肉食消费中相当有限，这表明仰韶文化中期家猪已经取代野生动物成为人们肉食消费的主要来源。

　　马萧林说，通过动物骨骼、植物考古、人骨DNA分析、碳十四测年等科技手段的释读，许多看似细微的考古材料成为破解古代社会演进的关键“密码”。

　　“河南作为考古大省，要引育科技考古人才，加强考古实验室以及现代生物标本库建设，为未来做比对分析和研究打下坚实基础，同时要全力推进科技考古力量跟考古队伍密切配合，在考古现场获取第一手材料。”马萧林说，只有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来，综合把握物质、精神和社会关系形态等，才能逐步还原文明因素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

　　完善仰韶文化和中华文明起源关联性研究

　　仰韶文化是中国最早认识并命名的一支史前考古学文化，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和以考古学方法科学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开始。顾万发说，仰韶文化核心区位于黄河中游，持续时间2000年左右，距今7000年至5000年，正处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区和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关键阶段。仰韶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特质形成的早期生动实践，是中华文明早期的主根主脉。

　　“仰韶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总的来说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比如缺乏团队式研究、缺乏联合攻关机制，国际视野不足，与科技结合不够等。”顾万发提出，要创新机制，完善仰韶文化和中华文明起源关联性研究。

　　完善仰韶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关联性研究，需要多方发力，创新一个整合资源联合攻坚的机制和建立一个国家级强有力的引领学术团队。

　　顾万发建议，应在仰韶文化资源丰富和有一定学术基础的地方，成立仰韶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国家级研究中心或高等研究院。采取重大课题招标机制，公开招聘国内外学者进驻，按照竞争机制考核。建立学术成果发布机制，及时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

　　在顾万发看来，提升整个学术界有关中华文明早期起源和形成问题的学术水平，需要发挥顶层设计优势和地方积极性，不断创造、创新机制、体制。同时，考古工作者要不断探寻仰韶文化对于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脉络、形成机制和文化特质的重大价值。

　　深化考古机构和高校的合作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以来，河南发掘的遗址数量众多，为探源工程相关课题的实施提供了重要学术支撑，如灵宝西坡仰韶大墓和超大型房址的发现，登封王城岗外围大城的确认，禹州瓦店和新密新砦超大型中心聚落的揭露，偃师二里头都邑聚落内部结构与布局的揭示，双槐树“河洛古国”的重大发现等。

　　“这些重要发现首先完善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仰韶时代)到夏商的年代框架，揭示了中原地区文明演进的道路。”靳松安说，同时，中原与周边考古发现的比较研究，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无论是良渚、石家河、石峁，还是三星堆最新的考古发现，都表现出与中原地区的密切联系，正是这种持续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才形成了兼容并蓄的独特中华文明特质。

　　在靳松安看来，要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河南须从三个方面进行发力：一是持续做好区域系统调查和重点遗址的勘探与发掘，进一步揭示重点遗址的聚落布局和区域聚落关系。二是加大出土遗存的综合性研究，在发掘资料的系统整理与年代框架构建的基础上，注重多学科交叉合作，深化研究内涵。三是做好考古成果的展示、宣传与利用，推动考古成果共享，坚定文化自信。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重视团队合作，尤其是要深化考古机构和高校的合作，取长补短形成合力。建议采用平台支撑、项目依托、团队为主、责任到人、绩效考核的模式，推动河南考古在新时代发挥更大的作用。”靳松安说。（本报记者 温小娟 张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