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的经济活动中，保险已经被视为抵御和防范风险的最佳工具，但是，实务中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现象却屡见不鲜。保险纠纷中的争议很大一部分都是由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引起的。免责条款作为保险合同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与保险当事人的利益密切相关。如果合理设置免责条款，就能充分发挥其控制经营成本、防范道德风险、平衡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等积极作用;反之，则会损害保险当事人的切身利益，甚至威胁整个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保险法第十七条将免责条款定义为“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但法条并未对免责条款范围的界定作出详细解释。因此，司法实践中免责条款的认定，事实上是法官通过行使自由裁量权来作出相应的判定。由于法官存在不同见解，司法裁判尺度不一，全国范围内同案不同判现象十分普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保险行业的健康发展。

　　尤其是保险格式合同的出现，使得保险合同内容趋向定式，保险人通过提前拟定合同的方式，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但是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投保人来说，其事先对合同内容并不了解，且对保险专业知识的掌握度也远远低于保险人，在地位不对等、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保险人极易利用自身优势在保险格式合同中设置隐性免责条款，一旦保险事故发生，保险人则援引免责条款而拒绝赔偿。

　　尽管立法的出发点在于维护投保方的利益，但免责条款本身也具有防范道德风险、管控经营成本的作用，免责条款范围的扩大将直接加重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因此，对免责条款范围的界定需要十分谨慎。比例赔付、给付等条款在司法认定中引发争议的主要原因在于《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的规定过于笼统，将所有情形纳入其中。笔者认为，认定免责条款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应当立足于立法目的，考量争议条款是否构成实质意义上的免责条款。目前司法实践中争议主要存在于三处，分别为比例赔付条款、现金价值和保单红利条款以及互联网保险中的程序操作事项条款。因为比例赔付的标准由保险业协会指定且具有较强技术性，所以属于免责条款，应当明确说明;现金价值和保单红利条款中非保证利益的部分属于广义的免责条款，但保证利益的部分不是;程序性条款一般不认为是免责条款，但在互联网特殊的交易模式下，尤其是当其可能实现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实际效果时，应当认定为免责条款，保险人应该尽到明确说明义务。

　　(作者 姜燕初 系中国政法大学学生)